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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之石》连载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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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他说:“你父亲姓关,你母亲姓艾,所以你叫关爱。”

我愣母亲走了一年,她在时,除了她,没有人当面会提起父亲。她走后,父亲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见我没说话微微偏过头“怎么了?”

原来,您知道我我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

十六年了,”他说:“我走的时候,知道你要来,可是,我太急着走,没有见到面。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回国、回故乡。没有想到,我还是回来了,回到这儿的第一顿晚饭,是在你家里。”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院里没有灯光,看不清指针:“几点了,这五个家伙,集体迟到。”

他又去看芭蕉:“这花好像很多年了?”

这是我和妈妈搬来时,她亲手栽的。

”他迅速地说“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也迅速打断他过去了。

门铃响了,我走进客厅,打开大门,五个老同学闯进来,吃、喝,各自找最舒服的地方倒下去,折腾半晌,他们才发现当年的老师正站在院门微笑地打量着十六年未见的学生们。


 

他并不像他们的老师负责做菜、上菜。从厨房到餐厅只有几步远却足够远成一个局外人他坐时腰笔直,笑起来,眼角有鱼尾。相较之下,两个男学生都发福了,肚子挺得幸福。三个女学生也各有风情,生活满面。虽然我和他们是同班同学,却小两岁因为父亲,我转过两次学,每转一次就跳一级我拼命读书,像把命放进了书里。

初三时,我转到这个班,依旧不说话。开学不久是国庆节,班长请我去他家玩,我受宠若惊,又很恐惧,只好在那一天,跟着他们朝前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移动的鞋子上。有白球鞋、有黑布鞋,居然还有一双半高跟的女式皮鞋。白球鞋有一双很白,显然刚刷过。还有一双灰朦朦的,右脚后脚跟外侧,有几道黑印,可能蹭到了什么,或后踹了一脚。

渐渐地,世界消失了,只剩下这几双鞋。如此丰富多彩,值得留恋。我不用再理会之外的一切。到了班长家,他拿了糖果,放在桌上。糖果有三颗话梅糖、一颗大白兔奶糖、两颗椰子糖。糖纸变化多端,每一张都有不同,两头拧出的褶皱,像一张一张人脸,有的快乐、有的痛苦。光是这些都看不完了,可还有瓜子。瓜子是葵瓜子,大小不等,有一粒特别饱满,显然从出生到长大,一直迎着阳光。

这时,一双手把糖果瓜子全部挪开了,一本影集放在了面前。影集里有班长小时的相片,还有他和父母的合影。我眯起眼睛,尽量不看、不听、不想。我没有这样的照片。母亲怀孕前,一直随着父亲逃亡。为了生我,她回到这座城市,独自分娩,却再也等不到父亲的消息。她死了,仍不知他死生。她从不给我拍照,也不与我合影。我没有百日照、周岁照。我只有证件照。

我的脑袋保持不动,只把两只眼球用力朝鼻梁方向撞,撞着撞着,眼前出现两个大白环,大白环渐行渐近,无声地撞在一起,化成白茫茫一片。

“关爱,”班长喊我的名字:“你看,这就是老师。”

我抹了抹眼睛,才发现相片换了,是一张大合影,站着几排人。班长的手指指向第一排最右边。这是个公园,他们站在草地上,右边还有一个紫藤花架,累累垂垂,开了许多花。最右边那个,如果不说,完全像个学生。青春年少、生机勃勃。脸上挂着微微的笑。

“要是你早来一学期,就能看见老师了。”又有人说。接着,他们开始谈论老师。老师多么英俊,老师多么有才华,老师多么像一个朋友。

“关爱,你吃。”班长把唯一的一颗大白兔奶糖推到我面前。

 


 

“关爱,来吃饭,别忙了!”班长在外面喊。我晃了晃头:“马上就好,就来了。”

我用抹布把灶台抹干净,洗好抹布,挂好,再洗手,擦干抹好护手霜,理好头发,走出厨房。他们要我坐到老师身边。我坐了过去。

他们热火朝天地敬酒、说话,说着初一、初二时和老师的趣事。老师始终淡淡的笑听得多、说得少,吃得也少。

“老师,十六年没回来,这次回来,就别走了,现在国内发展得不比国外差,这儿虽然比不上北京上海,到底是家乡!”有人说。

老师微笑着:“我,明天就走了。”

餐厅瞬间安静了。班长惊讶地看着他:“您不是今天刚到吗?”

“是的,本来打算直接去北京,为了你们,回来一天。”

“一天?”

“一天。”

大家面面相觑。老师说:“我打算长住北京了,已经买了房,明天回去,就要见负责装修的人。以后你们来北京,都来我家吃饭。”

“太好了,”班长长出一口气,又端起了酒杯:“北京好啊,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不远,几小时火车就到了。”班长看了我一眼:“关爱经常上北京的,她有出版的事。”

老师看了我一眼:“欢迎你来北京。”

“谢谢。”

班长招呼着:“来,为老师定居北京,我们干一杯!”

 


罢饭除了老师,他们都有点醉意。我泡上茶,他们喝了几泡,便要告辞,又要集体送老师回宾馆。他们和老师走后,我把餐厅客厅整理洁净给母亲留下的紫沙杯里倒了一杯热水,端着它到院中。天上月影淡淡,光色绵绵,一株芭蕉更显得冷寂。母亲在时,很怕她在晚上,独自泡着茶,坐在芭蕉对面。家里太安静了。母亲走后,我很想念她,她即使不怎么和我说话,我还是那么思念她。

母亲夜观芭蕉的习惯,被我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我坐在老藤椅里,它和紫沙杯都是母亲遗物夏天在藤椅下点盘蚊香,秋凉后椅子上垫一块线毯,半裹腿和腰冬天最冷时,把藤椅放进客厅门内,依然面对院子。落雨了、落雪了,都这样坐着。因为客厅电视机开着,所以听不见雨声与雪声。

常年开电视是我的坚持。我总是希望有一点热闹,在这个家里,又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母亲走后,我独坐时才明白,人心不在,耳朵就聋了。偶尔,句对白窜进耳朵,会把我从空白里拽出来。很快,无意识又占领了意识。

“老师回来了。”我对芭蕉说。

“老师说,要定居北京。”

说完这两句,我不知再说什么。

“班长常说,我和老师是一种人,我常常想,我是哪一种人。十六年,他走了那么远的路,经过了那么多地方,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人?我,还在原地。”

“老师笑起来,还和照片一模一样。”

突然,电视里传出一声凄厉:“爸——!”

手一颤,水洒在手上、腿上,已经凉了。

“爸爸,”我苦笑了一下:“我已经老了。”

 


一个多月后,我要去北京。班长叮嘱我代表大家,去看望老师。

着箱子,走出北京火车站编辑大姐老远朝我挥手,我走过去,她一把拉住我,不及上车,就嘘寒问暖起来她问我有男朋友了吗,我说没有,她说放心,大姐给你介绍我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我已经习惯了她问候我的方式。

北京除谈,大量时间都是吃饭或喝茶。北京地方大人多,停不住似地,从这一家转到另一家种场合里,我坐着,得体的举止不能说明什么,我常常瞄着窗户或者门,我想,就这样地站起来,逃出去吧。

老师端坐微笑的样子,总在这时出现既不冷淡,也不热情,脸上带着的微微笑容,十六年不曾变化。时间,从彼时到此时,没有中断。我看着他,提醒着自己,把疲倦的脊背挺直起来我的脸上泛出微微的笑容。

我住在市中心一家老宾馆,窗前几乎没遮挡不出去时我就站在窗边,看着楼下成片胡同偶尔有一些楼,不算高编辑大姐说,北京只有这里没有变,其他地方全变了,改天换地。

到底什么时候给老师打电话?我拿到了回程车票,明天晚上就要走了,依然无法和老师联系。我只是他不算学生的学生。十六年前,见过他的照片,十六年后,吃过一顿晚饭。是的,我代表了同学们,可我和他之间,像有一层巨大的阻力。不仅仅是我对他。他微笑的表情,仿佛对我、对一切,都已恍如隔世。

手机号输了几次,还是按下了拔通键。班长和同学们对我恩重如山。我生命中有甜味的第一颗糖,是那颗大白兔。他们不时来看我与母亲。母亲对他们说得话,远远多过我。母亲得癌症后,看病不够的钱,也是他们凑给我的。

电话通了。

“喂,请问是那一位?”老师彬彬有礼的声音。

“哦,哦,是我。”

“关爱,你在哪儿?”

“我在北京。”

“真是抱歉,我在上海,一会要飞法国,你什么时候走?”

一块石头并没有落地,空荡荡的:“哦,”我说:“明天晚上。”

“这一次要错过了,下次来时我们再见吧。”

“好的,再见。”

电话挂了。一队很大的鸟从空中飞过,我没有看清楚,不知他们是不是大雁。

 


晚上,编辑大姐请我吃饭。我准时到达饭店,却看见她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怎么不先进去。”我说。

编辑大姐指着中年男人我们主任怕你找不到我们走丢了!

她嘻嘻地笑,我觉得哪里不对,打量了一眼中年男人,他朝我笑了笑,一看久经历练。拉开饭店的门,请我和编辑大姐走在前面编辑大姐拉着我悄悄“你怎么也没打扮打扮。”

“不是吃饭吗?”

“吃饭也得打扮呀。”

见我还未明白,她轻轻拧了我下:“给你介绍的对像,不错吧。”

“哦我没想到

“跟你说了无数次了,还要怎么说你得时刻准备着

我只好点头。

我们进了包间,分宾主落座。中年男人柔和问我:“你脸色不好,不舒服吗?”

没,没有

“要注意身体,写归写,生活归生活。

“是是的

话淡淡这个男人姓季,名伯仁。他编辑大姐是一个系统的,刚刚调到一个部分,分管大姐的工作

季伯仁很细心,见我胃口不好,就拣一些清淡的素菜夹给我编辑大姐让我尝这里的招牌菜:烤羊肉我吃的时候,季伯仁旁边看着,似乎想叫我停下,又不便开口。

饭后他们送我回宾馆,在房间里喝了会茶,就告辞了。

第二天,季伯仁打来电话,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婉拒了。

很快回到家,给班长回了电话,告诉他老师不在北京。他也没有说什么。天气这么一天一天凉下去,我忙着写作,白天坐在电脑前晚上坐在院子里芭蕉有点萎顿,花草就是这样,季节一变,它们就变,连一点余地都没有。

母亲以前常对班长说,我是秋天生的。秋天生的孩子好,春华秋实可她从来不给我过生日,我也从不和她提生日的事情。有一年,一个女同学送给我一瓶香水,母亲很喜欢,悄悄地洒在身上。我的鼻子很灵,有一点就能闻见。母亲不说,我也不说。此后每一年,在我生日前后,我都会送她一瓶香水。

今年生日近了,才想起今年的生日,是第一次一个人,母亲不在了。

也不是特别悲伤,只是一怔,人站在客厅里,傻傻的,像忘记了要拿什么东西,只是想母亲、我、还有将近的生日。

我不写东西,把大衣橱里母亲的遗物拿出来细细地整理那个大衣橱母亲非常喜爱,却从来不说来历。我只记得每一次搬家,母亲都叫我坐在大衣橱边,护好它。

整个衣橱下面有脚,上面有帽,四周雕着花,花色不是喜鹊登梅或富贵牡丹,而是岁寒三友母亲说,知识分子爱用岁寒三友激励自己,其实是糊涂。久经考验还要绽放,人生太苦了。她又说,每个人都苦,知识分子再苦,也有知识,就是幸福。这些话,她不对我说,都说给了班长。班长说,人应该面对现实,不要讲主义。他们挺谈得来。对我来说,整橱的雕花我都细细观察过,每一朵梅花花瓣,每一片竹叶,每一根松针,都曾是我的朋友,陪我度过一段时光。第一次守护大衣橱时,我才四五岁,坐在街边,我恐惧追踪的人、害怕过路的陌生人,焦虑着母亲会不会不再回来。时光太难熬了,我只能低着头,靠在衣橱上,看着它的一角。看着看着,它的一角就扩大开来,变成无数细的线条、凹凸的面。即使从昼夜观察,仍是不够。

母亲的遗物只有两三件衣服,有一件是她和父亲结婚时穿的。两条旧毛巾,洗得发白,薄得快透了。还有一条围裙,是她自己做的。打开来,再折回去。心里难受在院子里站一站。

我生日的前一天,出了门,给母亲买了瓶香水。因母亲爱植物,今年香水的成分,有东方青苔、翠竹、伽罗木等香味清新,关键很和谐。

第二天,天毛毛亮,我就出了门,坐公交车来到郊外。公墓里没有人,风有点冷。我坐在母亲墓前地上,和她说话。

“想给你买花,怕你看花谢,就买了香水。”

“班长他们常来看我,班长升了一级,已经是正处了。”

“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叫伯仁。”我笑了一下:“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想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多么伤心。”

我对母亲说了很多话。她活着时,我也没有这么多话。不是不想说,是觉得没有资格说。我对母亲的打扰,从我一出生就开始了。现在她走了,我再不用担心自己妨碍了她。心松了,什么都能说出来。

说着说着,没有什么可再说了。

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说:“老师,老师回来了。”

母亲没有回答,也没有风,只有阳光明亮。

我打开香水,洒了些在墓边,把瓶子放在墓前,跪下来,五体投地,磕了三个头。这才起身下山。


 

从墓地下山,有一条小路,出了路拐上大街,走一里多地,汽车。我慢慢地走,行人寥寥,倒也不觉得寂寞。

走着走着,似乎有人在后面看着我我的脊背骨向上提,肩膀向内,肩胛骨绷紧,背部肌肉越走越硬。放慢脚步,后面却不慢;我加快脚步后面更快了我的手紧紧握住包带,手掌虎口处用力抵在带子边缘,几乎要割破了。后面越跟越近,正当我打算猛地朝前用力奔逃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关爱!”

我雷击一般停下来,身体尚未放松,眼睛已经看见一个微微地笑容。

阳光真得好,打在他的脸上、头发上。老师,老去了一些。

惊喜地“关爱,真是你?”

哦,”我无法说话,却又不得不说话,“老师,”我喊了一声,隔了几秒,才想出了下一句:“您怎么来了?”

阳光太亮,我不能确定他的表情,只听见他说:“你第一次喊我老师。”

“是吗?”

“是的。”

我又说不出话来。他说:“我来给父母上坟,你给母亲?”

“是的。”

“哦。”他了一声,慢慢转过身,继续朝前走,我跟在他旁边,却又落后了一点点。他走得不快也不慢,但是我始终落在他后面,差了半步。

我们再也没有说话。我望着路边的野草、灌木、杂树林。秋高气爽南方,植物仍然保持着茂盛色彩也更加丰富,除了由深到浅的绿,还有黄色、棕色和红色。

“上次在北京……”他突然地,看着我,我吓了一跳,不知怎么,就跟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上次在北京……。”

我们彼此看了看,一起笑了起来,我说:“北京不错。”

是的,”他说:“北京不错。”

一辆出租车突然路过,司机按了一下喇叭,似在询问要不要打车。他没有举手拦下,我也没有我们走了一会儿,我不知怎么地,喊了他一声:“老师”。

接下去说话的却是他:当年,我走得太急了。没有想到,国内的发展比我还急。我回来,一切都变了,但是,你没有变。”他看着我:“也不知道,你没有变,是好,还是不好。”

他的话像感慨,又像开场白我不大明白怎么去接。在他清瘦的面颊上,我突然读出一种执着的深情。我为什么对他微微的笑容印象深刻,大约因为那不是微笑,而是坚持。

我到班上的第一个国庆节,班长请我去家里玩,告诉我,如果我来得早,就会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师。

“是吗?”

“我还见到你的照片。”

“照片?”

“是一张合影。”

“哦,”他想起来了:“那是初一下学期,我带他们去秋游。初二时,我已经决定要走了。”

“老师一点都没有变。”

“我老了。”

“是的,”我说:“可你一点都没有变。”

他听明白了,我说他一点都没有变的真正含义。正如他说我一点没有变。“没有变,”他小声问:“是好?还是不好?”

“妈妈临走前,班长来看她,她说,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社会是现实主义社会。”我笑着说:“班长说,人要有理想,不要有主义,要面对现实,不要管社会。”

老师怔了怔,笑了一下:“他比我们都清楚。”

又一辆出租车开了过去。我问:“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

“我今晚的火车回北京。”

“哦。”是的,他并没有打算和我、和同学们相见。我有点清醒了,这是偶遇,不是相聚。

“本来,想见见大家,可是,又觉得不见和见,是一样的。”

“是的。”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是的。”

公交车站到了。我看着他:“我坐公交车,您呢?”

“我打车。”

我们并排站着,看着同一个方向,有没有车来。他突然问:“你父亲?”

我没有看他,只摇了摇头。

“没有消息吗?”

我点点头。

“你,有找过他吗?”

我依然看着车来的方向:“都过去了。”

“是的,他说:”都过去了。”

我没有再看他,如同我没有去寻找父亲。他如已死,此时已与母亲团聚。他如在世,必定有了另一种生活。否则,母亲一直守在他的家乡,他为什么不回来看一眼。

找到、找不到、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

一辆出租车先到了,老师说,他可以送我回市区,我拒绝了。他微微地笑上了车“关爱,再见。”他关上门,在门内对我挥手,车开走了。

呆呆地望着车,越开越远。拐过弯,看不见了。老师,又消失了。我想把头转过来,去看另一个方向,车来的方向。可是,我转不过来。班长说,人要朝前看。前面的路,才是路。过去的路,都不存在。

但是,我要上的车,却从过去的路上来。我没有上的车,已经在前面的路上消失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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